这是第二十二个记者节。

这是我度过的，第五个属于记者的节日。

这几年，关于“新闻已死”、“调查记者消失”的论调不绝于耳。

但每次到新闻现场，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样充满热情和理想，不顾一切突破采访，拼命写稿的同行。

他们用职业态度、“拼命精神”和一篇篇调查报道，为这个行业留下最后的荣光。

关于郑州暴雨的记忆：那些在新闻现场的逆行者

红星新闻记者 | 潘俊文

编辑 | 张寻

新闻现场的逆行者。图为红星新闻记者在采访河南暴雨时涉水前行

紧张、兴奋、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心绪。紧接着，订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时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发。

入行5年，我跑过很多新闻现场——地震、洪水、疫情，还有大大小小的凶案，这种热情似乎从未减退。紧张、兴奋、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心绪。紧接着，订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时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发。

入行5年，我跑过很多新闻现场——地震、洪水、疫情，还有大大小小的凶案，这种热情似乎从未减退。

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却害怕别人为你点一盏灯。你比想象中的更强，你只是害怕别人为你失望。

今年7月河南多地发生暴雨，20日晚9点多，领导派我去现场，我次日凌晨4点到机场，遇到飞机取消，高铁停运，只能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开车进入郑州。

去年夏天江西多地遭遇洪灾，红星新闻记者潘俊文在江西采访

这两年，媒体转型，众多媒体机构开始进军国内新闻，遇到重大灾难事件，相互之间拼抢十分激烈。最快到现场，最早联系采访对象，最先建立报道逻辑，就意味着掌握主动权，在同题竞争中胜出。

为了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红星新闻记者辗转搭乘各类“交通工具”

灾难报道往往有四个方向：救援宣传，逝者报道，追责调查和灾难下的众生相书写。河南暴雨中心在郑州，新闻的核心是地铁5号线事故，所以我们很快确定了逝者报道和追责调查两个方向。

西安到郑州的车上，我开始联系采访对象，10多个电话翻来覆去打，寻找可能深入采访的人。车开了7个小时，在7月21日晚上8点多，进入郑州城区。

下雨、停电、断网。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导航停转，失去坐标，车战战兢兢地往里开，随处可见积水、淤泥和横七竖八的汽车，高架桥不再是快速通道，成了停车场和安全地，很多市民携全家来此过夜。

但是，来不及感叹和喘息，也没时间想住哪里，吃什么，同行的视频记者开始直播，而我必须得想办法赶到医院，与采访对象见面。

7月22日的郑州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

晚上11点到医院，采访结束是22日凌晨1点多，步行回酒店是凌晨2点，吃一桶泡面，睡3个小时，早晨5点起床写稿，中午12点多提交了第一篇报道。

原以为第一篇报道的辛苦程度已经到达极限，没想到之后的每篇报道都在刷新这种极限。

7月22日中午，郑州周边多个城市告急，三位同事去了前线，我一个人留守郑州。

重大突发新闻事件随时都会出现新动态，我们的要求是不仅要追每天的热点新闻，还要推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以在现场根本没有停歇的机会。白天，我通常要辗转多个新闻现场采访，晚上熬夜听录音，写稿，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多时候，我一天同时采访5个不同方向的新闻。

7月23日凌晨，郑州5号线沙口路地铁站外正在卸载设备，准备进行抽水作业

早上，专访英勇救人的司机，然后到京广隧道探访抽水救援进展；中午，赶到沙口路地铁站与事故家属见面，陪同他们去地铁集团会见相关领导；下午，又到地铁5号线停车场进行“进水口”调查。

其实，做新闻没多少技巧，一个人在新闻现场与同行们短兵相接，虽然需要时间安排、战术布置和前后方配合等，但最重要的还是那种不吃不睡，敢于“拼命”的精神。

郑州京广北路隧道救援现场

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想睡觉，想着少写一篇也没啥，但一看到那些在新闻现场“拼命”的记者，这种念头就打消了。

正是这样，我一边做深度调查，一边完成了《雨衣爸爸》系列报道。后者是独家首发，让大家了解了这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的故事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却害怕别人为你点一盏灯。你比想象中的更强，你只是害怕别人为你失望。

雨衣爸爸的故事，感动了很多读者

除了热点新闻，记者和媒体想在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中被记住，深度调查是一种可能。灾难报道中质疑和追问的深度调查，不仅是一个新闻单位的态度，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作为记者，我知道这是郑州之行最重要的任务。

郑州暴雨，洪水冲垮地铁5号线停车场挡水墙进入隧道，造成14人死亡。作为国内最大的地铁安全事故，我们肯定应该追问和质疑。洪水为什么会冲垮挡水墙？洪水如何从地铁停车场到事故地点？地铁停车场的选址和建筑是否存在问题？

7月23日和24日，带着这些疑问，我绕过安保人员看守，翻越工地围墙，全方位对地铁停车场进行探访和调查，期间，我甚至被人追赶，因为担心素材丢失，我一边跑一边将照片和视频传回后方保存。

郑州五龙口停车场西南角，可以看到被洪水冲刷过的豁口。潘俊文 摄

通过探访调查，我发现除了通报中写的一处防水墙被冲垮外，在停车场的西边和南边分别还有两处围墙被冲垮，露出7八米长的豁口，另外在停车场的西边根本没有挡水围墙，只是一排临时搭建的蓝色铁皮围栏。通过测量和采访周围居民，我确认地铁停车场是该区域最低点，甚至比周围房地产楼盘低好几米。

此外，我通过朋友还拿到一份政府材料，10年之前，该区域还未建停车场时，就曾因积水问题上过郑州市“黑榜”。材料中提到的停车场东面的一条河不仅十年没有变化，甚至在暴雨之前被盖上水泥板，明渠变成暗渠是当地居民认为此次排水不畅，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很快，结合对地铁轨道相关专家的采访，独家披露通报之外的两个进水点，也提出了地铁停车场区域位置低洼，容易积水的现实情况。稿子发出后，多家媒体纷纷跟进，大家也将视线从关注地铁遇难者故事，转移到追问进水原因。

10月初，郑州7·20调查组专家找到我，称我们的调查报道对他们的调查和判断帮助很大，他们调查组去地铁停车场较晚，现场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依托我们记者当时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停车场旁边的一条河上加上了水泥盖板。潘俊文摄

虽然到现在，郑州暴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关于郑州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对于我来说，关于郑州的记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首歌唱的那样，它是由一处处新闻现场和一个个新闻人物构成。

这几年，关于“新闻已死”、“调查记者消失”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每次到新闻现场，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样充满热情和理想，不顾一切突破采访，拼命写稿的同行。

我们都曾羡慕那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也偶尔对这份职业日渐失去荣光而彷徨无措，但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作为一位职业记者，我们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的记者差。

↑7月21日凌晨4点多，红星新闻记者在机场候机厅打盹。

原标题：《那些逆行现场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行业最后荣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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