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

叶恭绰多才多艺，书法艺术卓越，擅长正、行、草书，书风峭拔刚劲。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对叶恭绰文章和书法的评价是：“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当代著名漫画家、书法家黄苗子先生在中年以后的书法受叶恭绰影响最大。

叶恭绰曾祖、祖父都擅长绘画，他幼年就秉承家学，擅画竹、石、梅、兰、松，最爱画竹，自成一家。张大千对叶恭绰画竹很赞赏，收藏多幅叶恭绰画的竹子。叶恭绰对绘画见识卓越，力劝好友张大千舍弃山水、花竹，专攻人物。他认为中国人物画自吴道子、李公麟后，已成绝响，希望张大千能够转变人物画的颓废之势。张大千深以为然，为此，带着仆从奔赴敦煌，在莫高窟、榆林石窟一呆就是三年，专门研究临摹石窟壁画，共临写隋、唐、宋壁画300幅，这些隋、唐、宋的人物画让张大千大开眼界，使大千人物画日趋成熟。

叶恭绰画作

叶恭绰史学功夫扎实，少年时曾跟随著名文学家、词人、维新派政治家文廷式治史学，对历朝章典故了然于胸。著有《五代十国文》《全清词钞》《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叶恭绰书画选集》《遐庵诗》《遐庵词》等著作。还多方组织或自费出版很多中华文化典籍。

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书法家、画家，同时又是一位文物鉴定专家和收藏家，他的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与收藏文物方面。解放前由于身体多病，又感年老体衰便将部分文物分赠族人。由于经济困难还将一部分卖掉用于生活。由于他深感文物的收藏对于私人来讲聚难散易，大多藏不过三世，所以建国后于1961、1962、1971年将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分三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国著名的铭文最长的鼎——毛公鼎就是由叶恭绰收藏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冒死顶住日伪的威胁利诱，保住了这一国宝。

一、拥有毛公鼎十余年

对于青铜器来讲，铭文价值很高，是考证青铜器制作时代、制作工艺、主要用途、所在时代文化的重要性参考。铭文的多少，对青铜器的价值影响巨大。毛公鼎是西周时期重要的青铜器，是已知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共计497字，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的事。对研究西周历史、文字史、封建制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歧山，此鼎原藏于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手中，后归两广总督端方所有，端方家被抄后，此鼎流入市场。1935年左右，叶恭绰听说有人要将此鼎售于外国人，很是着急，由于卖主要价太高，自己一人难以承担，于是就联合冯公度、郑洪年三人筹集巨资5万元，才将此鼎买下，使之免于流失国外。保守估计，当时的5万元也至少相当于现在的500万元。对于私人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叶恭绰的收藏很多情况下都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和爱国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恭绰将收藏的文物寄存在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中，共七箱，其中就有毛公鼎。不久，日本人得知这一消息，将七箱文物与他的侄子叶公超一同带走，叶恭绰的侄子叶子刚将这一消息告诉在香港的叶恭绰。经过一番周旋，日本人也想以此拉拢叶恭绰，毛公鼎等文物和叶公超均得以安全返回。但花费很大，为还银行的账，不得不把毛公鼎抵押给银行。为了从银行赎回毛公鼎，叶恭绰忍痛将自己收藏多年的明宣德炉等二百余件文物卖给巨商陈咏仁。得款后才将毛公鼎赎回。毛公鼎虽已赎回，但它是万人觊觎之物，美国、香港等地许多人都派人联系，愿出巨资购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来强索，叶提出对方必须答应此物不出国，对方答应后此物遂归戴笠所有，后转归故宫博物院，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带到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辛苦收藏和惨痛的散失

在叶先生的收藏生涯中，有收到稀世珍品国宝级文物的狂喜，也有在战乱时期为逃命而痛失文物的撕心之痛。

抗日战争期间，叶公绰避居香港，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又要进攻香港。香港一片混乱，人们争相逃往内地。叶先生也不例外，虽不想去重庆，但还是想到广西和云南暂避一下。当时已定好机票，因飞机上不让多带行李，叶恭绰不得不对自己收藏多年的藏品进行一次大的清理。为了尽量减少重量和体积，对于一些一般的文物已经顾不得了，准备丢弃。只捡所藏书画藏品中较好的，裁去轴首拖尾，甚至连引首、题跋也被迫裁去。当时的痛苦和依依不舍的状况可想而知，要知道每一件藏品都凝聚着他的感情和心血，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件感人的故事。叶先生说：“如人之裂裳毁冕，刖足劓鼻，惨痛已极。”整整一夜才将这项工作做完。万万想不到的是当这些工作做完后，急急忙忙赶到机场却得知机票已被某贵族夺去。此后飞机竟然再也没有飞往内地。毁的已经毁了，再也不能复原。此后虽然勉强粘合在一起，但终究与原貌相差很大。此事成为叶先生终生一大憾事。其中有《题明末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之二》。黎美周因诗句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一句而被清政府杀害。抗战胜利后他将这些藏品运到广州，寄存在一亲戚家中，这批文物因遭火灾被全部焚毁，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藏品毁于一旦，使叶痛惜万分。

他收藏经历中散失藏品最多的一次也是抗日战争中。1943年，他正被日人监管，任凭日本人的百般利诱，他誓死不参加伪政府、伪组织。为防止自己被害后藏品散佚，他对藏品进行了安排，将金石书画以及家产分给家属，将图录及拓片存于洞庭西山禅院，其中关于佛教的文物捐给上海法宝馆（由叶恭绰出资建设）。因编选清词所收的清人词集3000余种赠给陆微昭，使他将此项工作继续下去。其他的普通文物、图集能散的都散去。将历年来收藏的方志、山志、书院志、寺观志、古迹志以及关于文献考古诸函札、图片都捐给上海叶景葵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唐高闲半卷千文跋》为唐高闲传世孤本，且是精品，是叶先生为防其为日人所得，花6000元购得的。此卷也在此次劫难之中。

三、同祖父共同编《清代学者像传》一、二集

叶恭绰祖父叶衍兰（兰台）先生是一个大学者，喜欢收集清代学者像，有的见于学者后人的家藏画轴、册页、卷子等，见到后就借过来，细心临摹，有的学者像有不同版本，则详加比较，选择较为精致者编入，费时三十余年，摹写清代学者171人像，其中部分为大兴黄小泉（随兰台先生游凡二十年）摹绘，摹绘的原本一般是学者后人供奉的神像，或者出版的专集中刻印的画像，都是有可靠的依据，最后辑成八大册。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是保存学者相貌的重要手段，价值很高。叶恭绰的祖、父辈皆善绘画，其祖父叶衍兰先生尤其善画人物、仕女。这些的画像，技法精到，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1928年叶恭绰将这些清代学者像交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影印出版《清代学者像》第一集。一函四册装。第一册由谭延闿题写的书名，第二册由蔡元培题写的书名，第三册由于右任题写的书名，第四册由罗振玉题写的书名。民国著名人物谭延闿、蔡元培、罗振玉、于右任为该书题写书名，沈尹默为该书出版题写小令一首，这些均印在书中。每一学者一像，并附简单传记。由于叶兰台先生在同光之际宦游北京，与时代名贤交游甚多，熟悉清朝朝章掌故，对这些清代学者的生平了解较为详细、深刻，所以这些传记概括较为精到，重大事情无遗无漏。兰台先生又擅小楷，将这些学者传记全部用工整小楷誊写，前图后文，十分悦目。印行后风行一时。2004年北京海王村春季书刊拍卖会上一本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影印的《清代学者像传》竟然拍出4500元的高价来。由于兰台先生辑入的主要是同治以前的学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学者没有辑入，即使是同治以前的学者也有不少因无法找到画像无法辑入，因此，叶恭绰想编续集。他当时甚至设想：“嗣有所得，当陆续继出为第二、三集以至无限。”由于时局动荡及学者传撰写方面的难题一直未能如愿。建国后从事文史工作，才有时间整理这些收藏，于1953将由江西杨鹏秋摹写清代学者的各种画像编辑完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共汇入摹写清代学者200人像。由陈叔通和郭沫若先生各题写一书名。陈叔通题写的书名用在封面，郭沫若题写的书名用在第二页。令人遗憾的是第二集只是每一学者一像，没有传记。《清代学者象传》两集共收入368人的图像，比较知名的清代学者基本上能在该书中找到，被学界誉为研究清代文化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清代学者像传》

第二集出版后叶恭绰曾赠毛泽东一册，并附以短函。毛泽东读后很高兴，于1953年8月6日复函叶恭绰：“益虎先生：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叶恭绰收到毛泽东的信后马上另找了一部《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并附短函一同送交毛泽东。大意是说第一集存书已在战乱中毁掉，这部书是从别处另找的。用后不必归还。毛泽东见到后十分高兴。后来毛泽东将这两部《清代学者像传》转赠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为研究清史，十分珍视这两部书。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

四、乱世倾力救国宝

在叶恭绰的收藏生涯中，保护国宝是他的主导思想，为护国宝他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所不惜。他所处的时代主要是民国期间，正处于中国最混乱的时候，国家缺乏相应的文物保护法律，各种政要人物又缺乏相应的文物保护意识，造成大批文物外流，使得像叶恭绰这样的文化意识较强的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没办法，他们只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挽救国宝，减少国宝外流。由于他们的缘故很多国宝免遭荼毒，得以保存下来，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寒食帖》和《黄山谷伏波神祠帖》二帖的外流就是使叶恭绰极为遗憾的事件。《寒食帖》（见图）为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所书，为两首五言诗，记述苏轼在黄州的悲凉生活。“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等诗句把苏轼的悲苦处境描写得淋漓尽致。书体为行书，明代董其昌评价此帖是苏轼书法存世作品中水平最高的。开始几行还有一定格式，越往后字体变得越狂放，自“破灶烧湿苇”以下势如破竹，一气呵成，表达作者书写该诗帖时前后感情的剧烈变化，充分体现了苏轼行书那种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风格。该帖后有苏轼好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山谷（黄庭坚）的跋。黄山谷对此帖的诗文和书法十分推崇：“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颜真卿――本文笔者注。下同）、杨少师（杨凝式）、李西台（北宋书法家李建中）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山谷的跋书法也十分精到，与苏轼的书法相映生辉。后世书法评论家将之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并列行书三巨迹。甚至有人认为它的水平应在上述两作品之上，名列行书第一。该帖历代藏家的印鉴很多。

《寒食帖》黄山谷跋语

《黄山谷伏波神祠帖》为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所书。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擅行书。《黄山谷伏波神祠帖》是黄庭坚晚年得意之作。该帖书刘禹锡诗文，为行书，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当时黄庭坚57岁，背部癕疡（疮）发作，病起已是须发皆白，但仍坚持写下该帖。南宋著名书法家张孝祥、明代书法家文徵明跋语都给以很高的评价。

《寒食帖》原藏清宫，后转入恭王府，老恭王死后，从恭王府流出，为颜韵伯所得。同时，黄山谷《伏波神祠》帖也被颜收得。此二帖代表了苏东坡和黄山谷书法的最高水平。颜韵伯刚收到此两帖时，叶公绰都得以先观览。当时颜韵伯就想转让给叶，但叶先生素来不夺人所爱。可是后来颜韵伯去日本后竟将《寒食帖》卖给日本人。叶获知后非常遗憾，后悔当时没将此帖买下。后来见到颜韵伯后，马上告诉他，《伏波神祠》帖万万不能再让它流出国外。黄山谷的《浮波神祠》帖不如归叶收藏为好。颜韵伯当即答应，很快又将刘石庵与成亲王信札赠给叶，这封信札正是成亲王与刘石庵商量以天籁铜琴交换《伏波神祠》而写的。随后颜将此帖转让给叶恭绰。叶恭绰收藏此卷后视若拱璧，避居香港时随身携带。日寇占领香港后，极力拉拢叶，想让他在伪政府中任职，与日本人合作。遂将叶押往上海。在上海期间因不愿接受日人馈赠，经济十分困难，为生存不得不卖掉一些藏品，遂将此帖卖与喜爱收藏的王南屏，同时将成亲王信札赠给王，满以为此帖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哪知道数年后得知王将此卷售给外国人。叶先生为此十分遗憾。

黄山谷《伏波神祠》，现蔵日本东京细川护立氏

叶恭绰收藏元代龚开《洪厓出游图》也是出于同一种情况。颜韵伯藏有龚开《瘦马图》《洪厓出游图》，因不知其价值并不怎么珍重。后来叶恭绰得知颜韵伯将《瘦马图》售于日本人，十分惊讶，连忙赶去问怎么回事，颜说因为钱紧。叶恭绰为防止他再将《洪厓出游图》售与外人，遂说：“那么，《洪厓出游图》一定要留给我了！”双方商定遂以四千元成交。龚开的画存世只有三幅，另一副在庞莱臣手中。有一次叶恭绰与庞莱臣见面，叶询问《中山出游图》的情况，庞莱臣毫不在意地说：“此图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你注意。”叶说：“这是瑰宝啊。龚开画传世极少，《中山出游图》（见图）全用素描，尤其独特。”庞非常高兴，可是此后一年多一点时间，庞却将此图以15000美金售于美国人。该图是钟馗题材画中少有的珍品，画中绘钟馗与小妹乘肩舆出游，小妹双颊用墨涂作胭脂，妙趣横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博物馆。

元代龚开《中山出游图》

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上海和江浙一带沦陷后，江南大批私人藏书流入市场，北平的文物贩子、日伪都在极力搜求这些珍贵藏书。郑振铎等人忧心忡忡。1939年底，在郑振铎主持下由张元济、何炳森、郑振铎、张寿镛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极力设法抢救江浙一带的私家藏书中的珍籍善本，以免遭劫。郑振铎等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经山藏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历时达7个月。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257个邮包，其馀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个邮包，外加3200馀部明刊本、抄本等，一律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这批书在香港沦陷前不及移出，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为“战利品”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发现收藏在帝国图书馆，根据文献保护同志会加盖的印章得到确认，追索取回，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除了毛公鼎等国宝精品以外，叶恭绰还收有许多名品巨迹。叶恭绰先生曾购得一幅宋徽宗《祥龙石图》（见图）。叶先生描写为：“为绢本，石用水墨钩染，作鳞状，嶙峋多洞穴。以石青绘草数丛。又树一株，似桂。石半，以泥金书‘祥龙’二字。另有宋徽宗题诗于后：祥龙石者，立于环碧池之南，芳洲桥之西。相对，则胜瀛也。其势腾涌，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奇容巧态，莫能具绝妙而言之也。乃亲绘缣素，聊以四韵纪之：彼美蜿蜒势若龙，挺然为瑞独称雄；云凝好色来相借，水润清辉更不同。常带瞑烟疑振鬛，每乘霄雨恐凌空；故凭彩笔亲摸写，融结功深未易穷。御制、御画并书。”此画上有“天下第一押”“宣和殿宝”及元明清著名收藏家的印鉴。据叶恭绰先生分析，此画与《五色鹦鹉图》尺寸相同，画面格式、文字题写的格式均相同，应该是整册后来被拆散的。这是现存宋徽宗艮岳名石图惟一存世者，为研究艮岳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艮岳是宋徽宗在开封建造的著名园林，内中收藏全国各种名石，尤以太湖石最为著名。宋徽宗选择最好的几块太湖石绘成图画，《祥龙石图》为其中之一。抗日战争时叶先生此图丢失，解放后由政府花重金由香港收回，归藏故宫博物院。

宋徽宗《祥龙石图》

他收藏过的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第65卷，为宋代原装册子，共104页。在2002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以887.41万港元拍出。张即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共有多少卷，现在还不太清楚。现在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藏有64卷，辽宁省博物院藏有第11卷。此册元代经著名鉴赏家柯九思鉴定，明代为大收藏家王世懋所有，清乾隆时为内府收藏，后赏赐给郑亲王，后又归姚世钰所有，道光时流入琉璃厂海王村，为殷学士购买，晚清为南方收藏家何瑗玉收藏。民国时为叶恭绰收购，在《矩园书画记》中有记述。

叶恭绰在苏州时，曾收得一古琴，宋太祖二年制，上有周必大的题款，因自己不熟悉弹奏，将之赠送给徐少峰。经徐弹奏声音非常优美。徐在上海居住期间，有一天夜里有一警察敲门，徐惊问何事，那警察说：“我每夜在此巡逻，就听您弹奏，今夜实在禁不住上门请教。”一时传为佳话。

1920年叶恭绰在伦敦古玩铺中发现一本《永乐大典》（13991卷），上有三种戏文：《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小屠孙》。为今存最早的南戏戏本。在此之前，南戏存世的戏文只有5种，分别为《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琵琶记》。叶恭绰购回的这本《永乐大典》使得南戏存世戏文增加三种，对南戏研究贡献巨大。

1920～1921年期间，叶先生很想研究明宣德铜器，准备将之绘成图，加以考证，以便后人参考。于是大力搜求，十几年后，已收藏300多件，而且款识、形制多不一样，可以说是收藏宣德铜器数量最多的人。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叶先生离沪赴港暂避，没想到，却一直住了下来。在此之间家里又出了乱子，存在上海的文玩丧失大半。这些宣德铜器由于被运到香港，免遭此难。抗战胜利后，由于行李太重，没办法，只好丢掉60余件。剩余部分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受潮，到上海后生锈不少。在上海由于生活困难只好再忍痛将250余件卖与他人，只剩下几件生锈较重的，绘制成图这一想法遂无法实现，成为憾事。

由于绘画的缘故，于1921年～1931年特别喜收藏历代名墨。有感于外国墨的进入使传统制墨技艺几近失传，他曾提议书画家联合起来向较有声望的制墨人家（如当时著名的曹素功、胡开文两家）定制一大批，说明以后继续续订，约定必用优良烟（制墨必需的松烟、油烟）与胶、药料，保证墨的品质。以使这些近于绝产、难以继续下去的作坊得以继续维持，使这一传统制墨技艺不至于绝种。为了研究制墨技艺，他不惜钱财收集良墨，并详细询问制墨技艺。1936～1936年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史量才，曾得到数十斤良烟。史量才、叶恭绰与一位姓王的人商议在著名的徽墨产地徽州寻找技艺高超的制墨工人精制，然后由诸位朋友分购。1943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这批好烟也不知去向，这件事遂没有着落。可以说叶恭绰为挽救传统的制墨技艺绞尽了脑汁，为了便于办公人员及学校使用，他还很有远见地提出应研究制墨汁的建议。

叶恭绰在杭州曾得一古钟，反复审视，确定为宋代徽宗时铸造的大晟府中吕钟。为宋徽宗在汴梁命人铸造，至于为何流落杭州，已不可考。后将之赠给专门研究古乐器的郑颖孙。民国期间热河省喀喇沁旗曾出土宋大晟府铜钟一只，现藏河北省博物馆，不知是否叶先生购得那只。钟的背面阴刻“南吕钟声”四字。

他收有一件宋王安石手书诗卷，较为少见。上书：“溪水清涟树苍老，行穿溪树踏春阳；溪深树密无人处，只有幽花渡人香。”王安石传世书法精品很少，除《三希堂帖》刻有一信札外，另一件是《楞严经长卷》，叶恭绰收藏的诗卷又是小字，更为珍贵。

还收得北宋僧人法能绘的《五百罗汉图》，此卷明代曾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乾隆初年由桂林陈宏谋进贡清内府，有清宫制作的锦袱，还有编号。这是法能的唯一存世的画卷，虽经历八百余年的历史，纸仍很完整，确实极为难得。叶于民国乙丑（1925年）从颜韵伯处购得。

他收藏的名砚也很多，历代名人用砚26枚，由著名制砚高手顾二娘制砚两枚，藏有苏轼、王铎、文彭、石涛等人用砚。藏有清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李渔砚台一块，上有“笠翁珍宝”。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对研究这些书法家、画家、诗人的思想、生平都有极高的价值。

他藏有清乾隆三十二年钱人龙刻本《竹云题跋》刻写十分精美，该书为其祖父南雪公旧藏。他在扉页上题有一段文字：“此与杜诗、王渔洋诗皆南雪公旧藏，殆久已绝版矣。民国三十七年。”此书在2004年万隆春季拍卖会中以4000元价格拍出。

他见过朋友收藏的唐人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十卷。此卷用专门写经的延寿纸（黄麻纸），用墨极佳。此件引首为张大千书：“莫高窟唐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叶恭绰、吴湖帆在卷末题写了题记。三巨匠题跋汇于一卷，实为难得。三人的书法相映生辉。此件在中国嘉德2004年春季拍卖会上起拍价为28万元。

曾在上海购得项圣谟临《五牛图》，比吴幼陵购韩滉《五牛图》真本花钱还多。说明叶的收藏嗜好是何等的强烈。

叶恭绰的收藏很杂。他平生喜欢收藏闺秀书画，收藏的明清闺秀书画最多。如蔡玉卿、邢慈静、李是庵。叶曾购得明朱舜水一犀角杯，上刻篆文。后来突然丢失，令他十分可惜。1931年也在北京市场上收得宋李纲瓷质印章一枚，据他分析此印原藏潍县陈氏家之万印楼，且是精品。叶还收藏汉代漆奁、汉陶楼、六朝陶俑，历代尺子、元魏墓志。他还专门收藏过名僧书画，准备建一灵宝馆专门存放。

五、叶恭绰的收藏观

纵观叶的收藏经历，我们可以将他的收藏观概括为概括以下几点：

第一、爱国的收藏观

叶恭绰许多情况下是在得知文物有可能流往国外时才不惜以一己之私财来挽救文物，使之免遭流落国外的厄运。在自己不得已出售文物时也与购买人约定不得使其流往国外。这些在上述收藏故事中已有充分体现。他的收藏活动完全是出于对祖国伟大文明的热爱，是出于对文物热爱，完全不同于一些见利忘义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文物于外人的行为。

当遇到一些珍品自己无法购买时，就极力怂恿藏界好友买下，使之得以很好地保护。有一次有人带着从伪满散出的由宋末元初画家钱选画的《杨妃上马图》到上海，叶恭绰极力劝几位藏界朋友买下，但没有应和者。据他估计可能已流向国外。有一次吴湖帆见到一幅元代“元四家”之一的王蒙画的《松窗读易图》，踌躇不决，叶恭绰极力劝说湖帆买下。湖帆买下后极为珍视。

第二、他的收藏是文人收藏，不仅仅是为了赏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为了保护

他曾说：“所有书画、古物、本皆购供研求、考索之需”。在《书遐庵藏书目录后》中说：“余维余之搜集一切，本非如往昔藏家徒矜博雅，供玩赏。盖自少颇有志于史学及文艺，感二者自昔径域之未闳深，研究之缺统系，考订之多疏舛，兼以时代不同，见地复异，故恒有从事著述之意，而先以搜集资料及实物为准备。”这段话道出了他收藏文物的根本动机。正是有感文艺与史学方面的研究缺乏系统，考证多有错误，才使他产生收集相关文物加以研究，纠正这种局面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收藏门类那么庞杂的原因，因为要研究一件事物往往要求许多器物来作为资料。这就使他与其他收藏家明显地区别开来。当他想研究宣德时期的铜器时就收藏宣德炉等，当他想研究请代词的发展时就大量收藏清代词人的专辑，当他想研究历代女书画家时就广为收藏相关文物。

他收集清人词集后，编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全清词抄》，此书至今仍是研究清词的权威之作。又与他人合编《词学季刊》学术刊物。收藏名墨后，发起拓印《四家藏墨图录》。足证他的收藏完全是为了研究，为了学问。他的书画艺术在当代仍然是很有影响的，这与他爱收藏历代书画珍品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正是从这些珍品中吸收营养，加以借鉴，使自己的书画艺术成为20世纪的书画珍品，被收藏家们所珍藏。

有一段时间他还专门收集古代钱币，与罗伯昭、丁福保、张叔驯等钱币收藏大家交往甚密，还与丁福保共同发起成立古泉学会，还出版过几期会刊。他主要是考虑到古钱币对历史学和经济学有很高的价值。他还设想将全国相关藏品集中展示以便研究。

他在收藏书画时，除用以观赏之外，尤喜欢收藏古代写实之作，以便研究屋舍建筑、民俗等。如《上林》《晋阳》等。

有些情况下，他收藏文物是为了使文物被那些研究它们的人收藏。在很多情况下他并不研究也不精通某种文物相关的专业，但是见到后还是不惜一切代价购买，买到后再分文不取地转赠给相关研究人员或收藏人员。他曾买一宋代古琴，将之赠送给一专门研究古代音乐的人。这种对文物的热爱之情实在可嘉，这种豁然大度的收藏观也实属少见，在收藏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他走出了历代收藏家所走不出的死胡同，划私藏为公藏

他亲身经历多次文物的聚散，对历代收藏家收藏文物的聚与散有较深刻的认识。很多情况下，收藏家门不吃不喝省吃俭用收藏的文物，或由于家道中落，或由于下代人没有同好，不加珍视，将之售出，或由于其他原因，使得文物收藏大多不过三四代，就又散佚了，新的收藏家再重费周折加以收藏，到头来还是流于同样的结果。在文物流散的过程中损毁伤残的情况非常之多，对文物的保护十分不利，尤其是对研究祖国传统文化极为不利。基于这种情况，叶恭绰多次将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一些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如他与1943年将所藏的关于地理类图籍捐献给上海合众图书馆，数量多达900余种，共2245册。这些藏品不知耗费了他多少金钱和精力，但是他对于捐给公共图书馆毫不可惜。他让图书馆将自己捐献的图书编一目录。他在后来记述这件事的文章《书遐庵藏书目录后》中说：“自昔制作收藏文物者，恒镂刻为志，曰‘子孙永宝用’，曰‘某氏世守’。其词殷切而郑重，但能传至三、四代者卒鲜。余既以为愚，且志本不同，但主存其藏目，以资大众考索。此目之编行，故欣符余愿也。”他走出了历代收藏家所走不出的死胡同，其视野与格局难有人比肩。这一点对新时期的收藏家们应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叶恭绰有一次用重金购得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如获至宝。《鸭头丸帖》为王献之行草书，共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是王献之给友人的信札。宋代曾被收入内府，《淳化阁帖》《宣和画谱》均有记载。叶先生马上请自己的好友现代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专门为自刻了一枚印章，印文为“第一稀有”。并在《鸭头丸帖》上认真地钤上“第一稀有”印。后来叶先生生活困难，通过谢稚柳卖与上海文管会，该帖遂归藏上海博物馆。据郑逸梅先生讲，某年叶恭绰非常困难，只好忍痛将自己收藏的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卖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考虑到如此珍贵的名迹无法论价，于是建议，俗有一字值千金之说，此帖两行共十五字，就以一万五千元论价。究竟是直接卖与上海博物馆，还是先卖给上海文管会，再转给上海博物馆，由于没有手头的资料，不敢妄下结论。

王献之《鸭头丸帖》

第四、友情无价的豪侠作风

据上海报界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说，张大千家有祖传的王羲之的《曹娥碑》帖，上面唐代人题识很多，是一件无价之宝。此帖上有唐代名人崔护、韦皋等七人的题跋，曾由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清代成亲王先后收藏，且都附有详跋。一次，张大千在上海的曾任清末两江总督端方的文巡捕江紫宸家赌博，输了很多钱，没办法，只好将家传的《曹娥碑》帖抵债。十年后，大千母亲病重，想看一看家传的这件宝物。这可难坏了张大千。大千是个孝子，为不使母亲失望，只好谎称将此物留在了苏州寓所了，等哪一天就取回来让母亲观看。话虽这样说，但此物现在何处，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时江紫宸已将此物出售，后又经多次转手，已不知流落何处。正在大千为寻找此帖心急火燎时，事情确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事情往往是刻意的寻找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消息，却在无意中和容易地得到。正应了中国古代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大千素与叶恭绰友善，1932年起曾与张大千及大千哥哥张善孖同在苏州名园网师园居住四年。一天叶恭绰与王愁眉来访，大千无意中说及此事。叶恭绰笑着说该帖正在自己手中。大千喜出望外，当场提出三种方法恳请叶恭绰选择：一、如能忍痛割舍，请允许以原价赎回；二、如实在不忍割舍，大千藏历代名画可任其选择，不计件数，愿以此换回《曹娥碑》帖；三、如以上两种方法均不可以的话，恳请能同意让大千暂借两星期，让病榻上的母亲观后一定完璧归赵。叶恭绰爽快地说：“我一生爱好古人名卷，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志。此乃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预谋快睹，我愿以原物还大千，即以为赠，不取任何报酬。”叶恭绰如此豪举令大千感激不已，张大千感慨地说，像叶恭绰这种义举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张大千在给叶恭绰画集作序时还将这一藏界美谈记于其中。

第五、玩物不丧志

他对传统的玩物丧志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玩物不丧志。他在1934年4月为民国时期李景康、李虹著的《阳羡砂壶图考》作的序言中写道“吾夙持玩物不丧志之论，欲为古今艺事家张目。”也就是要为古代收藏家正名。他认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如周、汉、唐等，都依赖其所存世物品来证明。研究者正是从这些器物才得知当时的政教、民俗的情况。考古学实在是历史学的关键。他反对古代士大夫轻视器物制作，一切委之于工匠，更不屑于对工匠的经验加以总结、积累。我国工匠们因没有文化，自己的很多经验很难被记述下来，致使许多技术失传，更谈不上技术的改进。致使许多古代器物，不仅不能再制作，就是连想找到知道该器物并能讲出其原委的人也很不易，使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万事相形见绌。我国好推崇古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许多事情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近人的堕废，才更见古人的之不可及处。加上许多条件限制，许多有志于研究古代工艺的人因顾惜财力与时间而不能闭户研求，这也是古代绝技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有文化者应对古器物进行收藏研究，关注、支持各种制作技术的发展。他由收藏器物而进行的深刻思考确实十分独到、深刻，令人深思。特别是他将收藏提高到关系到国家技术进步、文化传承与积累的高度，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观点。这也是对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对古代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的有力批判 。玩物丧志的观点其贻害很大。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收藏思想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为许多收藏大家所不及的。无论在政治上他走过多少弯路，包括支持袁世凯称帝等，都不能掩盖他在收藏文化上的重大贡献。

在收藏历史上，叶恭绰先生属于格局宏大的一类，他喜欢收藏，但又不为物役，为友情不惜舍弃千金重宝。在很多情况下，他是为了研究而收藏，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更不是为了增值而收藏。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爱国热情，在民国乱世，他能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使珍贵文物不流失国外倾尽全力，这样的家国情怀，值得大书特书。

杜恩龙，国家三级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音像协会数字出版教学指导委员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匿名评委，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评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文评委，中国编辑学会会员，浙江省网络剧评审专家，保定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在河北美术出版社作编辑审读工作13年，策划编辑美术图书80余种；在大学从事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9年，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发表出版研究论文150余篇。有3篇文章分别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2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做了观点摘登，11篇文章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业》转发。在河北大学组织、策划莲池读书会，共举办46场讲座，聂震宁、冯宏声、魏玉山、于殿利、顾青、李昕等都曾受邀举办讲座。曾在台湾南华大学、台中科技大学、淡江大学、河北出版集团等机构举办出版经纪人研究、数字出版等讲座。2013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经纪人研究》。和韩立新一起负责起草国家文化部职业大典文化经纪人职业认证标准，合作出版有《文化经纪人》一书。